远东形势急转直下,让苏维埃党中央震怒。
为此,斯大林不得不召集伏罗希洛夫(军政)、莫洛托夫(外交)来和自己商讨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。
在狭窄的书房中,三个人围着温暖的壁炉,开始讨论。
伏罗希洛夫戴上眼镜,念起内务部汇总情况文件:
“远东红旗集团军基本濒临崩溃边缘。当地出现了大量反国家反党分子,举着各种‘自治口号’响应日本的九条公爵所提出的和平自治法案。根据柳什科夫的汇报,在农业集体化、工商业集体化、集中迁徙运动中被打击的哥萨克、富农、小工场主、林场工人、城市流氓、中国土匪,是进行社会秩序破坏的主力军。同时...”
这倒不是远东居民不忠于苏联。
只不过远东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最晚,而且当地并不像苏联其他地方,在新经济政策下出现了巨大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,逼迫苏共中央转型。远东对新经济政策其实还算比较亲和,当地人口稀缺、资源丰富的情况很大缓和了社会矛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远东迎来两次工业计划的集体化改造,很是痛击了当地的私有经济,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满。
早在24年,远东阿穆尔河畔的哥萨克与农民就已经多次起义造反,抗拒斯大林的铁锤。
1928年后,斯大林粗暴的‘西伯利亚办法’,直接摊派征购农民粮食,导致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农民的十分怒火。
更搞的是,斯大林本身已经通过经济建设让远东农民出现了‘中农化’‘富农化’的转变,经济总体是向上的。结果没几年就把他们划分为新的剥削阶级,把这批致富农民给流放去了古拉格。
总之,不能说斯大林的经济建设没有带来经济发展,但反复的吉列豆争,实在是太折腾人。
与伏罗希洛夫相对,负责外交委员的莫洛托夫,则指出了这位大政委不愿意说的那部分问题:
“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,红军将领们...”
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发生在红军内部。
是谁打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门?是太平洋舰队总参谋长格里戈里·基列耶夫。
是谁命令海参崴要塞岸防团放弃抵抗的?是太平洋舰队政治处主任弗拉基米尔罗夫。
又是谁背叛了苏联和内务部,宣布响应九条英雄的远东自治口号,带着大量内务部、边防军的军人加入新自治政府的?
是远东内务部第七部副部长利哈切夫。
他们仨都被柳什科夫怀疑谋反,结果真反了。
这些人打出的口号相当一致:“反对斯大林的大清洗!反对粗暴的集体化工农业政策!为民众争取自由和生活的权力。”
这些问题,又恰恰都被当初的托洛茨基言中了。
这是苏联自己的问题。
应该说,斯大林粗暴简单,甚至可以说蛮横的大清洗政策和重工业发展路线,积攒了巨大的军队和民间积怨。
现在只是气球上戳了洞,压力大绷不住了。
而几年前,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原因,则是当时新经济政策采取的办法,在苏联民间积攒了巨大的军队和民间积怨。
1924年后,斯大林继续采取推广托洛茨基的新经济政策方案,并粗暴蛮横的扩大化,即便托洛茨基已经说了‘这是暂时有效的短期方案,不能长期采用’,斯大林也没听进去,最后攒出大雷,物价滕涨市场害人,才急忙转头。
于是斯大林气球漏洞,压力过大,采取了转向激烈的集体化,与工业计划政策。
再往前,则又是粗暴的集体化、余粮征集制和消灭私产的运动,在苏联民间制造了巨大的军队和民间积怨。
今天的痛苦,是前天的原因,前天的痛苦,又是因为大前天的原因。
大前天的痛苦,是因为苏联被帝国主义围剿。
而大大前天的痛苦,是沙俄打一战。
俄罗斯就是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,只要肯吃苦,就是吃不完的苦苦苦苦苦。
和日本人吃古古古古古米似的。
斯大林简单粗暴的政策方法,以及他优柔寡断的判断力,混合在一起,让整个苏联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大摆锤一样的转着圈。转一圈就砸死一坨人。
旁边还站着一个聪明绝顶的托洛茨基,转着圈的嘴臭斯大林。天天说斯大林多么愚蠢,自己多么有先见之明,嘴臭了近二十年。
国泰小说网 提示:以上为《是,五星天皇》最新章节 第一百零八章 武英雄的死期(5700字)。余道安 持续更新中,敬请关注后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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